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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保华:美国研究型大学军民融合实践历时性分析⑶

作者:高新区办公室 来源: 日期:2017/6/22 9:49:23

军民融合视窗编者按:本文系军事科学院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郎保华深度研究之作,由其本人授权本号首次发布,因文章内容比较长,考虑到大家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时间,特将原文分5次发布,请喜爱的朋友持续关注!


导读:关于美国军民融合的最早起点,说法不一。一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起点,如吕彬、李晓松、姬鹏宏等认为:美国军民融合是把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国防工业转变为以民营企业为基础的国防工业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二说是从冷战结束为起点,如侯光明等认为:美国军民融合过程是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向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CTIB)“军民一体化”的过程,主要包括军转民(spin—off)和民转军(spin—on)两部分。

本人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取于军民融合的狭义概念,本文采取的是军民融合的广义概念,认为美国军民融合除了国防工业的军民融合之外,还有人才培养中的军民融合问题,美军利用地方大学培养军事人才的做法正是这一体现,而这一实践可追溯至20世纪之前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初创时期。

1美国研究型大学军民融合实践的历史轨迹

1.3 冷战时期(1947—1991年):研究型大学成为“军工复合体”的一极

至1940年,美国大约只有十几所大学可称为研究型大学,且几乎没有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1944年,瓦尼尔.布什提出《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充分论证了大学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扭转了美国科学发展“重应用、轻基础”的历史取向,成为战后美国科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历史拐点,伴随着研究型大学在“曼哈顿工程”(又称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中的卓越表现,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大规模的军工科研资助才真正拉开大幕。

1957年,前苏联首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为应对“卫星危机”,美国制定《国防教育法》,开始了“阿波罗工程”等“大科学”[]研究,并将对研究型大学的军工科研资助由工程学领域向物理学领域转移。

随着研究型大学军工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加之冷战时期武器装备竞赛热切需求,研究型大学逐步形成了与企业、政府相互合作的“三螺旋”模式,20世纪50、60年代催生出一大批军工研究中心、孵化器、科技园、技术极(Technopoles)等“混成组织”,其中研究型大学的实验室得到大量扩充。

如麻省理工学院将战时雷达实验室改建为电子研究实验室,并新建了开展空军防御技术研究的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被重建为“阿贡国家实验室”成为美国中西部的大型多学科研究中心;大学联合会建立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成为东北部的研究中心;1952年建立了劳伦斯利弗摩国家实验室;1960年前后建立了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期间,联邦支助研究与开发中心(FFRDC)的数目曾一度膨胀。[]

军事的过度扩张,逐步形成了由政府、企业及大学等军工科研机构构成的“军工复合体”。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越南战争(1955—1975年)中的失利及大量科研计划并未能够给社会带来预期的效果(就业、福利、健康)时,使“三螺旋”理论下大学—政府—产业(社会)的架构受到冲击,社会开始质疑“社会契约”型的基础研究优先科研模式,人们对“军工复合体”开始从警觉走向全面批判,“新左派”[]发起学生运动,要求还大学一个洁净的环境,抗议大学参与任何形式的军事研究,甚至是捣毁大学有关军工研究实验室或国家实验室。

学生运动对研究型大学的“去军事化”要求,对之后研究型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期,军方被逼主动撤出大学科研体制。如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电子研究实验室独立于军方,海军合同中心哈德逊实验室也迁出原址,密歇根大学的军工实验室改为了独立的非营利研究所,而德拉伯装备实验室与麻省理工学院学院脱离了关系,这些变化都给这些研究型大学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科研损失。

“新左派”的学生运动也影响到研究型大学的后备军官团教学和计划。一些著名大学纷纷终止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或减少、或取消军事课程的学分,并导致后备军官训练团由强制性义务转变为自愿性计划(至今),而伴随美军由义务兵役制向志愿募兵制改革,后备军官训练团的生源短缺问题越发严重。

为扭转局面,美国国会接受陆军的请求,于1964年通过了《后备军官训练团振兴法案》,设立后备军官训练团奖学金计划,提高了学员的津贴数额,并推行短期课程计划。1966年国会又通过了早期任命计划,允许完成全部军事课程但没有获得学士学位的学员被任命到预备役部队。[]

 1970年开始,“市场逻辑”己经开始取代“人力资本论”成为影响美国决策的最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加上学术中心波士顿、旧金山、圣地亚哥在分子生物学的领先研究能力,掀起了美国生物药学研究与开发浪潮,更加促成了美国产业界与大学之间合作关系的实质改进和提升。

由大学负责知识生产、产业界负责知识商品化的模式引发了大学科技园的兴起风潮,如波士顿128号公路、斯坦福大学硅谷以及北卡罗莱纳研究三角等。然而,产学研的合作引发专利纠纷时有发生,从此大学开始呼吁专利改革,并慢慢走向市场的轨道。虽然20世纪40年代瓦尼尔.布什就提出了“技术转移”的概念,提倡研究成果商品化并转移到市场应用,但由于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存在种种限制,成果产权归属缺乏激励,至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受到来自日本和德国的挑战一度而入低谷。

20世纪80年代,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商业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由于冷战“星球大战”战略推进,美国军工科研仍然在研究型大学科研中占据较大比重。而由于大学市场意识的增强,竞争立法与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成为当时的议题。198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又称《贝赫一多尔法案》),允许美国大学、企业及非营利组织有权保留来自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开发所获发明的知识产权。

该法案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专利所属问题进行统一,并以法律的形式鼓励大学参与专利申请,促进商业机构与包括大学在内的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合作,激发了研究型大学科研市场化热情,推动了研究型大学产学研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与此同时,美国也大力推行后备军官训练团组织机构改革,设立了独立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司令部;改进招生管理方式,要求招募人员深入大学,强调其宗旨是为青年人提供优质和免费的高等教育,积极引导那些主流学生加入军队;积极推行教学改革,纠正以往偏重个人技能的倾向,将培养和发展学员领导能力作为课程的核心目标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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